马大任 陈纳德译电员
我1920年出生在温州永嘉县，是父母的第二个孩子。我父亲是温州中学的教员，温州中学待遇很好，所以我家在温州也算是有钱人。我父亲是个学者，很受尊敬，所以我小的时候非常幸福。
父亲对我的教育非常重视。我小的时候，父亲就到上海去了，他把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儿童书籍和杂志，都寄回温州。我房间里有个书架，上面有很多书。我写信给父亲，父亲看了我的信后，把所有的错字都改了，再寄回来给我看。
父亲还买了许多儿童体育用品。那时候学校的体育球类有五种：足球、篮球、排球、乒乓球、网球。我念初中的时候是全校唯一的五球选手，而且是网球队的队长。
我高中在上海中学念书，没有念完日本就打来了，那是1937年。那时高中学生念完一年级，要受3个月的军事训练，预备将来当军官同日本打仗。我在镇江受的军训。四行仓库“八百壮士”的那个谢团长，就是训练我的大队长。
军训还没结束，日本就打来了。我还是继续念高二，总想着抗日。我父亲对我说，你还继续在租界念书的话，你就要做顺民了，不能够抗日，否则你要被绑票了。假如你不愿意在上海住，不愿意住在日本人威胁之下的租界，你就到内地去当难民，你要么做顺民，要么当难民。我就同父亲说，我顺民也不当，难民也不当，我当兵去，所以我就投笔从戎。
到1938年，我就离开上海了。当时，哥哥作为西南联大的学生，加入了随军服务团。我从上海坐船到香港，再从香港坐火车到内地去投奔他。
后来我们的随军服务团解散，我考取了中央大学，当时选择了外文系。1941年飞虎队来到中国，这一百个飞行员，每个人都要配一个翻译员，他们要生活，要去昆明买东西、上饭馆。中国空军说不行啊，我们哪有一百个翻译员，我们只有飞行员。又不能够打广告招翻译员，万一日本派奸细混进来，那就糟了。中国政府想了个办法，说这样子，我们不对外公开招，我们指定五个在内地最好的大学的外文系的学生，可以自愿到飞虎队当翻译——是自愿，不是强迫。
这个命令下来之后，因为我是中央大学外文系的，我就自愿参加飞虎队当翻译。到了昆明之后，我们要受三个月的训练，因为我们好多东西都不懂，空军的规矩不懂，另外我们在学校学的是英式英文，这些飞行员都是美国人，有许多词语英国人是这样说，美国人是那样说，所以我们要训练从英式英文改成美式英文。
训练之后分配工作，有一些去当飞行员的翻译，有一些做其他工作，我是分配到陈纳德办公室做译电员，就是管他的密码。因为空军来往的信件都要经过密码，明码改成密码发出去，来的电报都是密码，我翻译成明码给陈纳德看。
我们有八个译电员，因为译电需要两个人同时做，一天24小时，我们两个人一组，每一组工作六小时，所以需要八个人。我画了一张总指挥部的平面图，陈纳德的办公室就是他、翻译长舒伯炎和秘书三个人。我们这电报弄好送进去，有电报送出去他就告诉我们。陈纳德这个人非常客气，很少讲话，他很静很静的，从来不大声讲话，同我们讲话也很客气。
我的服务期是一年，一年之后我就回到中央大学继续读书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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